史沫特萊

故鄉(xiāng)很小，心中很大。因為那是每個人的生之土壤，育之搖籃。

旅居海外數(shù)十年，我走過了世界的一些城市與鄉(xiāng)村、大洋與江河；但記憶的儲存里最厚重的沉淀，仍還是故鄉(xiāng)的那些山水與人情。初夏的一個與尋常無異的暮晚，卻不曾想在倫敦，忽如其來一只無形的手，又再次撥動了我心靈深處這根最敏覺的弦。

5月的周末，一位久未謀面的老朋友剛搬了家，邀我去新舍一聚。我無意間在他家的書架上，竟覓見了這位友人的父輩所留下的一本舊書——美國作家艾格尼斯·史沫特萊所著的《BATTLE HYMN OF CHINA》（《中國戰(zhàn)歌》）。

這書早在40年前我在故鄉(xiāng)皖南就見過，當時因不識英文也無法窺其堂奧。今在倫敦再見原版，那份心情如同相逢一位久仰的故人。更讓我內(nèi)心載浮載沉的是，這天恰恰是史沫特萊的忌日。68年前的5月6日，也是在倫敦，史沫特萊因胃切除手術引發(fā)并發(fā)癥而不幸辭世。

那年，她只有58歲。后生看前世，50是短，100也是短，但生命價值并不是用年齡去丈量的。史沫特萊在中國生活了12年，那是她一生中的黃金歲月。其中她有一年多的時間，是在我的故鄉(xiāng)皖南度過的。我之所以對她有著特別的記憶，是因為在我出生、成長、求學以及工作過的每一處，幾乎都能尋覓到她的足跡和身影。

再讀史沫特萊寫于80年前的著述，文字仍是那么辛辣，犀利，真實而又傳神。她在書中對皖南經(jīng)歷有著諸多著墨，今日重溫仍還是那么鮮活。攤開泛黃書頁，就像鋪展一幅鄉(xiāng)土風俗畫卷。尤其看到“穿越揚子江”一文中數(shù)番寫到的繁昌荻港，我的腦海里立馬浮現(xiàn)出那個梅雨小鎮(zhèn)，還有垂髫稚子年代的無盡遐想。

抗戰(zhàn)報章曾將我的故鄉(xiāng)說成是“揚子江的跳板”。其實，故鄉(xiāng)人從來不是這么叫的。在長江中下游流域，繁昌一直被稱之長江門戶、江南跳板。

這條跳板上，有過數(shù)不清的大家名士，李白、王維等都留下了浪漫的詩篇；也有過數(shù)不清的戰(zhàn)爭，從而才催育出像史沫特萊《穿越揚子江》這樣“一路被追殺，一路有詩酒”的豪邁篇章。

這條跳板上，游擊區(qū)、國統(tǒng)區(qū)、日偽占領區(qū)，敵我交據(jù)，環(huán)境險惡。為了史沫特萊能安全前往重慶，新四軍幾個月前就開始精心準備。游擊隊員一百多人沿途蹲守，一路布下眼線。

史沫特萊是幸運的?？伤f萬沒有料到，僅僅一年之隔，震驚中外、慘絕人寰的“皖南事變”爆發(fā)。新四軍七千余人大部戰(zhàn)死，小眾被俘。僥幸突圍的千余官兵，有過半人數(shù)也是從史沫特萊曾走過的這塊跳板，潛渡去了江北，為新四軍重建留下了血脈。

1983年，我身為一名年輕記者，跟隨一個老區(qū)慰問團在皖南跑了十余天，經(jīng)過了荻港、新港、蘆南。團里有位已退役的老軍長，他指著煙波浩淼、風大浪急的水面說，史沫特萊當年就是從這里渡江去了對岸的白茆州。

同樣在故鄉(xiāng)的這塊跳板上，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8年后打過長江，沖上灘涂的第一舟就是在這段江面登陸。解放軍勢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而國民黨潰不成軍，氣數(shù)殆盡。

我對史沫特萊有初步印象的時候，剛上初中。那年，我跟隨父母來到?jīng)芸h水東鎮(zhèn)連虹舒村，毗連萬村桃花潭。桃花潭兩岸稍為長點年紀的人，還都見過她。葉挺軍長曾陪同周恩來、史沫特萊等人，多次乘坐烏篷小船或竹筏出現(xiàn)在青弋江江面上。周恩來在皖南的很多照片，都是史沫特萊在那段時間拍攝的。

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史沫特萊的照片，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。那時我被單位臨時抽調(diào)加入扶貧工作隊，派駐革命老區(qū)云嶺有半年之久。工作隊的駐地就是羅里村新四軍軍部舊址所在地。

軍部的建筑，是一個帶有典型明清建筑風格的大戶老宅，兩廂都有好幾十套房。據(jù)老館長介紹說，這每一間屋子住過的人都是一本書。他指著靠花圃的一個很簡陋的邊側厝房告訴我們，史沫特萊剛來云嶺的時候，葉挺和項英特地騰出了這間房給她。

老宅墻上有很多珍貴的照片，每次穿過長廊，我這位小記者都不由自主地對這些大記者黙默行上注目禮。有一次晚上停電，我去老館長住處借玻璃罩煤油燈，正巧過道里的穿堂風拂過，忽明忽暗的燈火映照著墻上的史沫特萊，她那幽邃的眼睛也在看著我。次日白天我還特地去端詳了一下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，都躲不開她的目光。

史沫特萊和埃德加·斯諾、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并稱為“中國的3S”，她的《偉大的道路》和斯諾的《西行漫記》，是抗戰(zhàn)時期在西方頗為轟動的著作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國際主義戰(zhàn)士白求恩、柯棣華，也正是在史沫特萊的感召下來到中國抗日的最前線。

1949年史沫特萊遷居倫敦，但她夢里都向往著中國，“很多時候我都忘記了自己不是中國人”。臨終時，她對友人囑托后事，期盼能將自己的骨灰捎去中國安葬。中國人是講感情的。1950年中英兩國一建交，中國政府立即派人將她移柩北京，并選擇在次年的5月6日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，朱德題寫了碑銘。

史沫特萊活出了她的生命意義，也活出了少人能及的輝煌。她是為信仰而活，人生對她來說就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，她的很多著作也都是在漂泊的旅途中完成的。假若說，故鄉(xiāng)是人生的跳板，這世界何嘗不又是所有生命的跳板。史沫特萊用畢生揭示了人生的真諦：倘若實現(xiàn)了自己血肉靈魂的某些期許，那就是不枉一生。

從這一點而言，她做到了。

故鄉(xiāng)的跳板功能早己不再彰顯，長江上更是架起了現(xiàn)代化大橋。但我的故鄉(xiāng)仍然游人如織。史沫特萊所走過的地方，從涇縣云嶺、章家渡、桃花潭小河口，到繁昌的中分村、荻港、紅花山，還有馬仁人字洞、峨溪河畔的繁昌窯，很多都己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或是國家著名風景區(qū)。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在這兒流連忘返。很多興趣盎然的年輕男女，還要爬到紅花山麓的高空橋上，拍張照留下自己青春的倩影。他們一路有歌聲，一路有歡笑，不用再像史沫特萊那般在艱困險惡的環(huán)境下跋涉，甚而要賠上生命的代價去穿越揚子江了。

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！